哀傷的喪親者，不需要盡快好起來

李昀鋆在英國參加的哀傷悼念會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與大多數人想象中不一樣的是，對李昀鋆和一些喪親子女來說，不需一個多月前的盡快清明節不是一個適合表達哀思的日子。“可能因為清明節有太重的好起文化意義了，那位親人成了一個死亡的哀傷符號，甚至變成列祖列宗的不需一份子。”李昀鋆說。盡快因此，好起她會特意避開清明節去看媽媽，哀傷“還是不需希望她像活人一樣被對待。”

鮮為人知的盡快事還包括：他們不喜歡聽到“節哀順變”；他們的哀傷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自然地“好起來”；他們會因為害怕而極力隱藏哀傷和喪親的身份；他們的認知會遭受巨大顛覆；被夸贊“堅強”“能干”時，他們會感到憤怒；比起治愈哀傷，好起他們更希望與至愛之人保持連接……

通過44位喪親子女的哀傷講述，李昀鋆揭開了一幕幕隱秘的不需內心世界，完成了自己的盡快博士論文。

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。至少有了一份關于喪親子女的研究，永久收錄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論文庫中，不再是一本書或者一種類似的研究都沒有。而且越來越多人通過李昀鋆的公眾號，自發地了解和閱讀她的論文。比起“博士論文最多被五個人看過”的一般命運，已經好上太多。

但是不知道為什么，李昀鋆依然放不下，“想多走一點點”——把它推出來，成為一個面向普通人的讀物，大家可以在書店里買到它。這一過程，她形容為“帶到陽光之下”，而這一小步，耗費了四年。

2025年3月，李昀鋆的博士論文《與哀傷共處》出版。她希望這項研究能成為壓倒“避談死亡”這一社會禁忌的一根稻草，讓更多人正視并承認房間里有著一頭名為“死亡”的大象。

她在書中強調，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的哀傷，必須回到社會情境當中。“喪親從來不是一種發生在真空狀態的內在經驗。”

李昀鋆的博士論文答辯PPT首頁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“沒有人看到他們”

遇到44位訪談對象之前，李昀鋆在現實中沒有見過其他喪親的年輕人，她覺得自己仿佛是一個“異類”。

一切要回到2014年7月29日，那個成為她人生分界線的日子。

7月25日，正在復旦大學讀研的李昀鋆突然接到家人的電話，得知母親中風入院。之后的四天里，她幾乎寸步不離地守在醫院。學過的科學知識全無用武之地，她祈求所有叫得出名字的神靈讓母親醒過來。

四天后，她的媽媽去世了。

在外人看來，葬禮過后的她很快恢復如常：繼續回到學校完成研究生學業，順利申請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。可是哀傷從未平息，她甚至沒有一天不因想念母親而流淚，幾乎哭遍了校園的每個角落。

李昀鋆覺得自己“被困在了一個有隱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氣球里”。氣球明晃晃地放置在馬路中央，周圍人來人往，即使看到氣球，也看不見里面哀痛、發狂甚至嘶吼的她。

她將自己的博士論文稱為“自私的研究”。因為她執著地想知道死亡、喪親和哀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些同樣經歷了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，他們之后的經歷是怎樣的？怎樣保持活著的勇氣？

訪談的時候，大多數喪親子女向她表示，這是他們第一次跟別人談起自己的哀傷。報名參加的原因也很簡單，參與者鄭小姐（匿名，下同）就曾直言不諱道：我是真的很想講。李昀鋆也發現，盡管他們可能會以“好奇”、“支持研究”作為表層理由，但深層的動力其實是——我需要一個出口。

在現有的喪親研究中，葬禮通常被視為協助宣泄和適應哀傷的場景。但繁重的治喪任務和他人的在場，往往會導致年輕子女們強行壓抑哀傷。葬禮之后，家人之間的避諱氛圍，朋友們知道情況后的冷漠、錯愕或沉默，也逐漸磨滅了他們想要傾訴的念頭。

這股按捺不下的強烈沖動，卻在一個沒有交集的陌生人這里，找到了“安全出口”。李昀鋆發現，在推崇集體主義的華人社會，哀傷更具有關系性和相互依賴性。因為不用擔心會對身邊人的情感、關系或生活造成影響，研究訪談反而成為他們愿意開口的契機。

李昀鋆特意把“時間不會療愈（Time won't work）”刻在iPad上 （受訪者提供/圖）

在一天一次的高強度訪談中，李昀鋆訓練出了一種“神奇樂感”，能夠敏銳地覺察并接住對方的情緒。但是接下來的分析工作卻令她痛苦萬分。“聽的過程還是一個相對剝離的狀態，但是做分析的時候，你是要進到里面去的。”她常常寫一會兒就得出去哭一會兒，“太心疼了。這么多人承受著痛苦，這個世界居然沒有人知道，沒有人看到他們。”

盡管中國尚無代表性的抽樣數據，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