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們想知道，究竟是誰在生二孩？

2024年8月9日，知道湖北武漢，究竟市民在漢口江灘與“一家五口”雕塑合影 （視覺中國/圖）

兩個不同世代的生孩女性決定研究城市里的二孩家庭。

蔣萊生于1970年代末期，知道是究竟一個“00后”孩子的母親，在她生育的生孩21世紀初，普婚普育和隔代養育是知道社會主流，過了28歲還未結婚的究竟會被稱為“剩女”，不生育則被視為自私，生孩或是知道生理有缺陷。

沈洋呢，究竟生于1980年代中期，生孩是知道一位二孩媽媽。在她生育的究竟2019年，上海戶籍人口總和生育率僅為0.6，生孩女性平均初育年齡為31.66歲，她也成為家族同輩中唯一生育了下一代的人。生育已經成為一件需要勇氣的事——這意味著高額的養育成本和大量的時間投入。母職懲罰、生育損傷和不婚不育的聲音齊頭并進。

她們的研究從2015年初開始。彼時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開，單獨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，正在做女性領導力研究的蔣萊發現，無論政界、商界還是學術界，女性總是受困于中下層，難以晉升，她們身上始終繞不開的話題，是生育和育兒。她和沈洋都很好奇：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都是哪些人？她們為什么生？生育后，對她們在職場上的影響有哪些？

這項研究持續了六七年，她們訪談了四十余位城市中產女性，她們大多接受過優質的高等教育，其中半數以上是二孩及多孩媽媽。這些女性都曾是職場媽媽，其后或由于育兒壓力，或出于個人原因，一部分人回歸了家庭。

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種各樣——恐懼“失獨”、“希望孩子有個陪伴”和“避孕失敗”是她們最常提及的。讓沈洋驚異的是，“過去看西方的文獻，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參與更多，但是我做了訪談之后發現，爸爸參與育兒的比例普遍偏低，受訪者生二孩的理由與丈夫是否參與育兒關系不大——這背后受到很深的父權制的影響。”

沈洋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

蔣萊和沈洋還有一些有意思的發現，比如二孩隨母姓的家庭，女方家庭通常對小家庭在經濟上、育兒安排上付出得比男方家庭更多，這可以說是在父權的制背景下，由于女方家庭提出了反傳統要求而進行的過度補償。這些發現被蔣萊和沈洋集結成書《新生育時代》，于近日出版。

有意思的是，研究進行期間，沈洋也從一位尚未生育的女性，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。五年前，目睹丈夫的家務勞動投入，她生下第一個孩子，決定生育二孩，是因為她在工作上感覺碰到瓶頸，“想生個孩子轉移一下注意力。”但更重要的是，與她筆下的受訪者一樣，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個陪伴，“等我和丈夫百年之后，她們可以攜手邁入我們沒有機會經歷、也沒有能力預測的未來。”

我們的對話從城市中產媽媽生育二孩的原因開始，談到了她們日常需要的支持體系、心中理想丈夫的模樣，也談到二孩實踐中的具體困難、母職懲罰，以及多孩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。

就像她們在書中所寫的一樣，“在對生育女性的要求遠遠超過支持的轉型時代，在家庭友好、婦女友好、生育友好文化任重而道遠的階段，探討家庭與工作的關系，反思兩性角色與父職母職的差別，不僅能推動性別平等的加速發展，也為生育帶來新的理解視角。”

蔣萊，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

“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”

南方人物周刊：既然女性既要主外，又要主內，你們也在書中指出，目前國內0-3歲的托育機構普遍缺失，她們為什么還想生二孩？

沈洋：很多受訪者都提